醉驾入刑以来，对于血液酒精含量在80mg/100ml至160mg/100ml之间的案件，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审慎的裁量趋势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及刑事司法政策，对于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，特别是酒精含量刚过定罪标准且无其他从重情节的，存在依法免予刑事处罚的可能性。这并非是对醉驾行为的纵容，而是在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，对刑法谦抑性精神的贯彻。
这一司法政策的考量是多维度的。从法律依据上看，我国《刑法》第三十七条及第十三条“但书”规定，为免予刑事处罚提供了根本遵循。对于醉驾案件，法官需综合评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。酒精含量是核心量化指标，但非唯一标准。当含量介于80mg/100ml至160mg/100ml区间时，其行为对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虽已构成犯罪，但危险程度相对较低，为司法裁量留下了空间。
司法实践注重个案情节的全面审查。免予刑事处罚的考量通常伴随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。例如，行为人必须系初犯、偶犯；醉驾发生在道路流量极小的深夜或偏僻路段；驾驶距离极短且未造成任何实际损害；事后具有深刻的悔罪表现并主动认罪认罚等。相反，若存在无证驾驶、逃避检查、发生事故等任一从重情节，则通常排除适用免罚的可能性。这种处理方式，旨在区分不同性质的过错，实现精准司法。
从社会效果分析，差异化处理具有积极意义。对情节极其轻微的醉驾者免予刑事处罚，避免了“犯罪标签”带来的过度社会否定评价，有利于其回归正常生活与工作，减少因刑罚产生的衍生社会问题。同时，免刑不等于免责，行为人仍需依法接受行政处罚，如吊销驾驶证、罚款等，其法律代价依然沉重，警示教育功能并未丧失。这体现了法律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功能。
必须警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标准不一与滥用风险。为确保公正，必须坚持酒精含量与具体情节并重的审查原则，杜绝唯数值论。司法公开和说理至关重要，裁判文书应详尽阐明免罚的事实与法律依据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统一裁判尺度，是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关键。
总而言之，对部分醉驾160以下案件免予刑事处罚，是刑事司法精细化与人性化的体现。它严格限定在极窄的适用范围和苛刻的前提条件下，是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，对刑罚必要性的审慎权衡。这要求执法司法机关既保持打击严重醉驾行为的高压态势，又能实事求是地区分处理边缘个案，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公众亦应正确理解其严格的法律边界，绝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，牢记“开车不喝酒”的绝对准则。